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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大变局时代的政治传播:革新、议题与趋势

作者:庞金友

来源:《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07期

来源日期:

本站发布:2019年09月21日

点击率:420次


  引子

  当今时代正遭遇百年未有的多维度、全方位、深层次的大变革。经济格局的颠覆性发展,政治秩序的结构性变迁,文明冲突的局部性爆发,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升级以及价值观念的根本性扭转,为当代政治传播勾画了问题场域,预置了核心议题,描画了避无可避的时代底色。极端政治的流行、身份政治的崛起、政治话语权的转移、“后真相”政治的蔓延、国家极化的出现,使多元化、极端化、交互性、时效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大变局时代政治传播的基本趋势。时代规定政治,政治统摄传播,传播映射时代。唯有主动适应、积极筹划,方能在乱局中谋求解局之道,在变局中构建新局之路。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深度变革和多维转型的重要关口。从经济格局到政治秩序,从文明冲突到技术革命,从观念嬗变到思想革新,新现象、新变化层出不穷,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浮现。市场化、资本化、民主化、全球化、数字化等既有进程势头不减,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后物质主义、后多元文化主义等新兴思潮风头日盛。从国内政治到地区政治再到全球政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俯拾皆是。这些变化在过去的百年甚至数百年间从未发生过。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提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此后,中国领导人又在一些重要会议和场合多次论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全面理解百年大变局的内涵与特征,准确把握百年大变局中政治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议题,从而合理判断大变局时代政治传播的基本趋势,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议题。

  1 大变局时代的深度革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至少包含三层意蕴:当前的变革是近百年甚至数百年以来人类社会从未遭遇的;它涵盖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观念等多重维度,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这场变革内涵深刻,意义重大,必将影响深远。

  (一)经济格局颠覆性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短暂的恢复重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逐渐走上快车道,各国科技、信息、新型产业等领域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工业4.0、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型技术和理念不断涌现,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整装待发。一方面,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基础生产性要素流通加速;另一方面,传统生产关系、产业模式、劳资结构面临解体,被迫转型,“谁能在以科技智能化为核心,以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科技、大数据、物联网为特征和载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谁就能抢得先机,占据优势。”

  生产力的升级与生产关系的革新,不仅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样态,也重新建构了新型的经济格局。这一新型格局突出表现为:在全球层面,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老牌西方发达国家全球获益相对下降,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从属的世界经济格局面临解体;在地区层面,一度兴盛的多边合作、区域一体化趋势遭遇单边主义、本土化的强势阻击,各国间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彼此关系开始微妙起来;在国内层面,受产业模式转型、分配制度不公以及全球经济放缓等因素影响,各阶层收入与财富呈明显不均衡态势。精英与民众的命运冰火两重天:少数精英聚敛巨额财富,志得意满;普通民众收入锐减、叫苦连天。在美国,“假如这28年的总收入增长是一个馅饼,最高的1%中的1/10,也就是30万人,所享有的那一块,比底层90%,即2.7亿人那一块的2倍还要大。”在欧洲,“最主要的经济体中,中产阶级的收入持续下降,不平等则不断加剧。西班牙的失业率维持在20%,居高不下;甚至连作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也境况不佳,从2000年到2008年,德国中产阶级减少了13%。”基于法理赋予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大众,硬生生被收入标准和财富状况残酷地切割为富人和穷人两大对立集团。这种经济的分化与对立,为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上的冲突与矛盾深深地埋下了隐患和祸根。

  (二)政治秩序结构性变迁

  近百年来,世界秩序格局一直被两股方向相反的力量纠葛、牵绊。一种是趋同化的力量。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经济一体化、贸易一体化和规则一体化进程,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度、共生性越来越高。随着大量诸如环保、反恐、反毒、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出现,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独自面对。另一种是本土化的力量。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进程,对先行者来说意味着首创,意味着一系列关于商品生产、贸易往来的规则与约定的制定与传播;对后来者来说意味着接受,意味着对这些既定规则与约定的接受和履行。摆在后来者面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接受,融入这个体系;要么拒绝,选择不进入或别起炉灶。晚近百年全球化进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主动扩张,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服从,扮演着从属性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进程的主动扩张,必然伴随本土化的消极抵抗。这是全球化的一体两面。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段,趋同化的力量相较本土化一直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从20世纪末叶开始,事情发生了变化。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如今G20(二十国集团)的贸易总额已占全球的80%,GDP更是远超90%以上,大有取代G7的态势。金砖国家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兴经济组织对地缘政治和全球秩序影响正在日益显现。所有迹象都在指向一个事实: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格局转向由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联手共治的新型格局。力量对比、相对获益、未来潜力的颠覆性反转,传统的秩序格局自然会松动、解体并产生重组的内在趋向。各国的角色与功能也随即发生变化。本土化力量开始在传统发达国家有所抬头。于是乎,去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浪潮暗流涌动,曾经全球化的首倡者摇身成为当下逆全球化的主力军。

  (三)文明冲突局部性爆发

  “文明冲突论”最早由亨廷顿于1996年系统提出。亨廷顿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政治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划分了八大文明类型,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亨廷顿看来,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

  亨廷顿的眼光独到无比。他注意到,文明间的关系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文明的冲突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西方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这些观点,正在当代欧美一步步成为现实。伊斯兰移民数量在欧美社会逐年上升,在部分国家已占比十分之一以上,未来更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显现,且不可调和,无法弥补。

  (四)信息技术革命性升级

  人类正在步入数字时代,一个由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显着特征的全新时代。“三者共同标志着人类新时代的三个侧面,共同构成了新的社会时代。网络侧重于描述人类社会乃至与物理社会广泛连接的状态,大数据侧重描述新社会状态下的内容形态和数字本位状态,人工智能则描述了新的社会创造物和广泛的机器介入的社会状态。”数字时代改变着古老的生产形式和产业模式,冲击着传统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挑战着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意识、观念、习俗和规则。20世纪60年代,芯片、激光和通信技术的不断突破,计算机开始普及。短短30年时间不到,互联网络、数据处理和智能机器获得长足进步,互联网络开始承载社会交往、商品流通和信息交换等多重功能,普通人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开始借助或围绕互联网开展。网络时代宣告到来。随着传感技术、存储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升级开发和广泛普及,人类社会的数据规模呈几何级提升。大数据时代拉开序幕。在大数据的推动下,人类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不断增强,超级运算和新式算法不断突破,这就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是否接受,智能机器已经悄悄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承担着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发挥着不可或缺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工智能领域是当前人类所面对的最为重要的深刻技术和社会变革,是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之后的新的人类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体层面维度的反映。人工智能在深刻改变人类物质生产体系的同时,也将深刻改变人类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如何深刻理解人工智能对现代社会的多重影响,理性面对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治理困境,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规则、伦理体系和政治秩序,这是当今社会急待解决的理论课题与现实难题。

  (五)价值观念根本性扭转

  20世纪50年代后,欧美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富裕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物质极大丰富的必然反映,一种摆脱甚至超越了物质与财富的价值追求、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后物质主义”随即出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将精神价值、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置于优先地位,人身安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则被抛居其后;对权力的追求,对权威的敬畏,对家庭的维护,对宗教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主流价值的扞卫等固然重要,对少数族群和外来移民的关注,对性别差异和伦理界限的在意,对生态质量和工作环境的看重,对自由生活方式和美满社会关系的青睐等更为关键。这种价值观的根本性扭转,对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影响深远。首先,在全球层面,坚持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国家之间,存在分化、对立或冲突的可能性;其次,在民族国家内部,倡导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民群体之间,有对抗甚至分裂的潜在危险;再次,政府在做选择或决策时,必须同时满足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两大层面的公民需求,甚至不能不面对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两难困境;最后,后物质主义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越发达的国家,越繁荣的地区,价值的分歧越严重,观念的冲突越普遍。

  2 大变局时代的政治议题

  时代规定政治,政治回应时代。大变局时代下,经济格局、政治秩序、文明形态、技术革命与价值观念遭遇深度变革,当代人习以为常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面临挑战,司空见惯的政治制度、政治规则面临冲击,熟视无睹的政治环境乃至整个政治生态面临改变。新的政治力量崛起,新的政治关系出现,新的政治矛盾浮出水面。这些新现象、新问题又为当代政治传播划定了场域,设置了议题,勾勒了避无可避的背景和底色。时代之于政治,解构与建构相伴相随,困境与契机同步在场。

  (一)极端政治的流行

  所谓极端政治是指一种“在政治竞争中采取不妥协的立场,追求一种极端化的目标”的政治形态。它推崇偏执、激进和暴力,强调分歧、对立和冲突,拒绝妥协、退让和协商。在极端政治的框架下,现代民主政治隐含的理性、审慎被搁置一旁,深思熟虑与中庸之道也被扫地出门。代表路线和方针差异的政治分歧,升级为代表权力与利益的全面对决;代表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沦落为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

  分歧、对抗原本是选举政治原则下政党政治的题中之义。但近些年,欧美各国的政党格局可谓乱局横生,混乱不堪。多党制国家中,持中间温和立场的党派逐渐式微,持激进立场的新兴政党迅速崛起;两党制国家中,中间阵营日益萎缩,持极端立场的阵营越来越壮大。在美国,当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党对抗已到了空前的紧张状态。国会议员们的立场越来越清晰,界线越来越明确,要么明确坚持自由主义,要么坚决固定保守主义。民主党中的保守派和共和党中的自由派,纷纷或主动或被迫放弃中间立场。两党之间的对立和分歧已达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大值。“这两个政党的议员基本上分别组成了左翼自由派阵营和右翼保守派阵营,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期比较常见的自由主义共和党人和保守主义民主党人至2005年前后变得相当罕见。”在欧洲,左翼激进政党借助近些年金融危机和经济放缓导致的收入下降和就业紧张,刻意宣扬焦虑感和忧虑意识,在欧洲议会政治和街头运动中屡有斩获。右翼民粹主义则将特定移民群体视为当前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在法国、荷兰、丹麦、奥地利等国掀起了势头强劲的民粹浪潮,而在意大利,以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等代表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获得大选胜利。最值得关注的是,以德国新纳粹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和英国国家党为首的新纳粹主义政党也开始死灰复燃,他们或崇尚恐怖主义和暴力手段,反对现行体制,或走议会斗争路线,稳步争夺议会席位,其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某种程度来讲,民粹主义就是一种极端政治。它坚持极端平民立场,反权威,反精英,反全球化,仇官仇富,推崇暴力话语,诉诸非理性的言论和行为。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现代意识的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社会变迁的加速,民粹主义的发展势头强势抬升。自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掀起波澜阵阵,已跻身当今世界影响较大的新兴政治思潮行列。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民粹政党崛起,民粹主义于其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朗普主义也是一种极端政治。无论是竞选策略,还是施政纲领,特朗普毫不避讳自己的过火言论和激进主张,更不担心这些言论和主张可能引发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极端立场的普遍蔓延和大众文化的深度分化。他曾多次强调自己代表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个大多数才是真正的人民,而外来移民、有色人种、HOMO等少数群体则不属于这个阵营。在特朗普主义的影响下,美国联邦政府仅在2018年就被迫停摆3次,最后特朗普破釜沉舟祭出“杀手锏”,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这种极端做法,不仅使两党冲突升级,共识政治瓦解“否决型”政体真实出现,也极大地打击了民众对总统权威、国会效率、选民参政的信心,更将美国两党政治引向新一轮的“宪法危机”。

  (二)身份政治的崛起

  20世纪之前的现代政治,尤其强调经济相对于政治的决定性,因此,政治立场与派别的类分往往投注于经济指标:左翼政治关注保障工会权益,提高福利待遇,调整再分配政策等,右翼政治则关注缩小政府规模,减少税收份额,发展私人产业等。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后现代性的扩展和个人主义的盛行,再加上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强势助推,当代政治的着眼点和关注点发生了变化,“规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左派的关注点由工人群体的平等议题转向边缘群体的权利问题,少数族群、外来移民、难民、女性、HOMO等,右派的政治关切也重新调整为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忠诚和维护,种族、族裔和宗教等身份议题成为热门词汇。身份政治迅速崛起,开始成为“解释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

  当代欧美身份政治的突然崛起,有一定的回应性特征。其中,全球化进程的深度扩展是重要的诱发因素。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剧了就业竞争,抢占了福利和医疗资源。本土民众在普遍并持续感到利益受损后,身份焦虑和排外情绪被激发起来。尤其是当外来移民以域外人身份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自信心和社会资源后,原来处于主流的本土民众似乎被遗忘了,失落、不平和委屈的负面情绪开始滋长并不断蔓延。加之进入21世纪后,欧美各国外来移民的利益诉求变本加厉起来,从最初被动的权利平等和非歧视,到主动向实质平等甚至差异公民和特权身份升级。出乎意味的是,随着移民群体所获权利越来越多,移民群体的不满和愤怒却不降反增;移民群体表达不满和愤怒的主要方式就是极端言论和运动。肆无忌惮的极端言论和此起彼伏的街头运动,强烈地刺激了早已心怀不满的本土民众。作为一个必然的后果,欧美普通民众朴素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种族意识被反向唤醒了。换句话说,包括弱势群体、少数族群和非主流群体在内的边缘群体对于身份政治的诉求,追求的是平等的权利和非歧视的境况;而主流群体“回应性”身份政治的诉求,则更多具有自我保护、公平正义的意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还存在一种极端倾向,那就是试图回到曾经的支配地位和优势身份。

  身份政治为当代民主政治带来了重大挑战。身份政治起初只是处于劣势的左派为了替边缘群体发声、试图改变由白人男性主导的主流文化的反抗形式。随着左派取得文化话语权的相对优势,身份政治开始沦为精英们的表演文化和政治正确。与此同时,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多重压力,刺激了底层白人的受害者情结,身份政治成为白人族群宣泄不满的合理出口。这样一来,身份政治不再是异端挑战主流、边缘对抗中心的反抗政治,而成为两个同时感受被疏离、被边缘的文化群体的对抗政治。这种族群意识的对抗、族群身份的对抗、族群认同的对抗,直接引发了文化的对抗和政治的对抗。这一系列对抗的结果只能是:原本追求公共利益、构建普遍的公民认同的民主政治,正在蜕变为追求族群利益、构建狭隘的族群认同的部落政治;一度被认为不证自明的民主主义,正在滑向前途未卜的部落主义(tribalism);原本引以为傲的民主社会,正在分裂为以狭窄身份为载体的社会碎片;曾经团结而和谐的政治共同体,正在被肢解为一个个原子化的政治部落。于是,可怕的一幕出现:越团结的政治部落离共同体的距离越远,越强大的政治部落的危险越大;身份政治使民主政治演变为民族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将公民政治冲击得分崩离析、摇摇欲坠。

  (三)政治话语权的转移

  自近代以来,政治话语的构建和生产一直由政治精英完成,政治话语的传播和扩散一直由传统媒体承载。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正是在精英们的诠释、争执与论战中变迁、演进和发展的;相应的,民众的思想启蒙历程,也大多以传统媒体为中心向外围辐射、拓展和传播。精英掌握话语权,意味着精英们的个人追求、价值立场和理想目标将直接决定政治话语的内容、形式和后果。以近代分权理论为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洛克强调“二权分立”,将权力重心置于人民所在的议会;出身贵族、渴望自由、深谙议会政制之道的孟德斯鸠则倡导“三权分立”,强调立法、行政和司法彼此分立、相互制衡,不让任一权力成为权力重心;而那些主张精英立场、怀疑人民力量的联邦党人则主张将权力重心置于由总统掌握的行政权,名义上是三权分立且彼此制约,实际上强调的是执掌行政权的总统相对于手握立法权的国会的优先性。同样,近代英、法、美、德四场启蒙运动,名存史册、为后人所铭记的只有那些重量级的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着述和演说,抛洒青春热血的芸芸众民则成了淡淡的背景和可有可无的点缀。

  随着平等观念的广泛流行,权利意识的深入人心,普通民众的地位逐渐上升直至与精英分庭抗礼,大众民主的时代宣告到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凭借优势资源与社会声望的少数精英与仰仗人数规模与民意基础的普遍民众之间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作为现代民主的两种基本形态,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各有长短,相互补益。然而,互联网的普及和通讯技术的应用,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这种平衡被悄然打破。

  原本处于政治话语体系外围和边缘地带的普遍民众,开始成为互联网络上的主角。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虽然在现实世界中依旧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强的话语权,但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却优势顿失,捉襟见肘。精英们还在一如既往地发声,但转瞬即被淹没在喧嚣的民意和无休无止的舆论中。报纸、电台、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还在按部就班、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更草根、更便捷、更廉价、更讲时效性的自媒体早已抢占议题制造与传播的制高点。互联网时代的独特魅力在于:广大民众理论上的人数优势开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话语优势;人多势众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它直接导致了网络上各色精英们的寡不敌众。虽然现在断言广大民众和自媒体已成功抢占政治话语权的核心地带还为时尚早,但民众与精英共同分享话语权份额,自媒体与传统媒体合力构建媒体格局,已是不争的事实。

  (四)“后真相”政治的蔓延

  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分属不同阵营的政党精英和国会议员需要不断表明政治立场,展现政治主张。为了实现宣传、说服和引导的目标,在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上就要有所选择,有所侧重,有所取舍。“过度渲染,片面解释,避重就轻,甚至有意无意隐瞒事实,有选择地公布真相,逐渐成为政治传播的常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各国逐渐放开媒体经营权。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媒体,为了追逐利润,抢占市场,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追求时效性,迎合受众口味,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和信息的客观性。更过分的是,有些新兴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创造点击率,开始刻意制造一些介于事实与假象之间的“第三种现实”。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和欧洲民粹崛起三场“黑天鹅”直接促成了“后真相”的横空出世。“后真相”或“后真相政治”描绘了当前欧美社会出现的一类特殊现象:事实不再是媒体报道的中心,真相开始让位于情感、观点和立场;相较于事实与真相,人们更倾向于信任自己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换句话说,当情感先于事实、立场决定真相时,真相即便在场,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后真相”政治的出现,反过来又加剧了欧美社会的政治危机。其中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政治信任的削弱甚至丧失。可想而知,当民众得知看到的新闻都是来自各种媒体的刻意传播与有意引导,获得的信息都是有真有假、或真或假的另类真相,政治信任就会遭遇致命打击。政治信任是政治正当性的根基,是政府合法性的源泉。政治信任受损,政治决策和政府行为就会失去民众支持和广泛认可。有研究表明,当前美国的政治信任正在普遍下降,“1964年有3/4的美国公众说,他们相信联邦政府绝大多数的时候在做正确的事情,而现在只有1/4的美国人承认自己持这种观点。”欧洲的情况也不乐观,“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和冰岛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政治信任问题若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可能造成信任危机,甚至导致信任异化或信任替代现象的出现。当人们无法获取真相或者无法判断所获信息真伪时,就容易滑向两个极端:要么选择怀疑一切,拒绝主流和权威,走向政治犬儒主义;要么接受谣言和传言,坚持偏执立场和激进言行。

  (五)国家极化的出现

  国家极化是当代欧美政治发展的最新趋势,是理解当前欧美政治危机的症结所在。所谓国家极化是指“当代欧美因利益分配长期失衡造成贫富阶层两极分化,政治精英对峙决裂,政治观念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极端激进,进而导致意识形态分歧加剧,社会群体裂痕扩大,大众文化对抗升级,地区合作和国际关系逐渐孤立化和紧张化的政治发展形态。”国家极化既是经济极化和政治极化的深度扩张,更是社会极化和文化极化的双重累加,呈现简单而线性的演进逻辑和复合而显着的现实特征。“在矛盾叠加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个体或群体对所处现状和政治制度日益不满,倾向于接受和支持意识形态光谱中处于左右两端的思想,并不断分化,包括政党之间的极化、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极化、不同族群的极化等。”

  国家极化为何会出现呢?首先,长期的分配失衡和收入差距,将社会分化为贫富两大对立阶层;其次,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贫富两大阶层的对立直接造成精英分化、政党分化和意识形态分化;最后,在经济极化和政治极化的双重裹挟下,文化开始冲突,社会走向分裂。

  国家极化的出现也与晚近以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危机和困境息息相关。多元文化主义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乃至整个国家的关系问题,但由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公民认同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与冲突,再加之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外来移民与本土居民之间矛盾不断激化、本土居民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被反向激活,这一政策的内在缺陷日益凸显出来。尽管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各国多年来一直在不懈努力,但结果令人沮丧:一边是外来移民的不满和抱怨,认为权力不足,平等不够,歧视尚有;一边是本土居民的焦虑和愤怒,认为资源被分,福利被占,优势不在。两大阵营纷纷奔走呼号,肆意宣泄。面对多元文化主义正当性的不断流失,一些持温和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失去信心,一些激进派别和政党则借题发挥,打着维护本土利益、扞卫传统文化的旗号刻意强调极端立场和激进主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极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国家极化形式各异,各国表现和程度不一,但整体来看,当前欧美各国国家极化现象已非常明显。与以往的政治极化相比,国家极化关涉更多,涵盖更广,影响更深。这种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文化的多维度、多层级的复合性极化具有强大的破坏力、解构力和重塑力,对国内政治、区域政治和国际关系格局影响深远。

  3 大变局时代政治传播的基本趋势

  政治统摄传播。大变局时代国内政治、区域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深度变化,使当代政治传播发生了跨越性的变革。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网络技术深度升级,社交平台开始普遍流行,信息技术和新型算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以信息共享、智能分发和大数据为特征的自媒体时代到来,政治传播的内容、形式与路径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治之于传播的内在性、统领性和引导性,从内至外,形神兼顾,无一不足。

  (一)多元化

  首先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自启蒙时代以来,精英一直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领军人物,他们目光远大,高瞻远瞩,普遍民众则只能扮演从属、追随的角色。现如今,民众的地位上升,开始与精英共享话语权。廉价、方便、快捷的信息网络和社会平台更为其提供了必要而充足的条件。面对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报纸、电台、电视、期刊等传统媒体的垄断格局被打破,高大上的身段一降再降,被迫寻找转型之法,从纸媒到电媒,从平台到终端,甚至不得不向自媒体学习生存和发展之道。

  其次是传播内容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内在规定了传播内容的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大变局时代,传统的与现代的、民间的与官方的、主流的与非主流的、民主的与反民主的各色言论和主张同时出现在新闻媒体与网络平台上,可谓五彩纷呈,层出不穷。

  最后是传播方式和渠道的多元化。现代政治传播最初依赖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进入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开始呈现水平的、横向延展的多向传播格局。政治传播不再是独白式宣传,而是对话式交流。海量信息、人人分享、限时反馈是当代政治传播的显着特点。多中心或无中心、去权威的非线性交互传播,为社会成员之间借助自媒体实现信息的水平流动、平面沟通和模向传播提供了可能。原有的以传播媒体为中心的散射传播被解体,每个成员都成为独立的、自主的“传播基站”,可以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辐射传播。

  (二)极端化

  广泛普及的社交平台,无处不在的移动网络,为气质相仿、立场相近、偏好相同的人群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平台,为发展和巩固已有立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就更容易强化极端群体的封闭性、激进性和极端性。不知不觉间,当代政治传播给现代人提供了一个高度便捷又极度威胁的政治境遇:轻松获取政治信息,自由寻找政治社群;同时,不断放大认知偏见,不断强化极端立场。

  置身于信息时代的现代人,每天面对海量级的信息,根本无法全部阅读、吸收,只能依赖自己既有观念、价值偏好,借助智能推送、熟人网络等有限渠道被动获取信息,对于已获取的信息又无法辨别真伪,这种信息窘境使现代人越来越倾向同质化、封闭化、偏执化和极端化,“社交网络的使用者通过一系列对相异观点的筛选和过滤,进而通过在线社交网络的朋友建构机制,寻找与自己政见相同者,最终塑造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观点极化的社会网络。”随着异质化信息的自动过滤,同质化信息的相对强化,人们被抛进了类似“过滤气泡”的信息结构中。这种主观倾向再加上精准的“智能推送”技术,受众越来越倾向基于个人偏好自主选择同质化信息,自身偏见在不知不觉被强化、放大。

  在“后真相”政治的背景下,立场、观点、情感甚至情绪渐成核心,事实与真相开始滑向媒体报道的边缘。不得不说,“后真相”政治营造出的立场优先、话语专断、情感压制理性,与暗潮汹涌的底层民意、立场极端的社会氛围和偏执激进的利益表达缠绕纠葛,是激发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激进思潮疯狂生长和野蛮扩张的重要原因。

  (三)交互性

  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新媒体平台和VR等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如今的网络社会已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交互系统。这一变化的显着特征是:第一,信息资源在人际关系网络中高速流动,其数量、质量、速度与影响范围,是以往任何一种交流方式都无法比拟的。第二,信息要素在不同层级的个体、群体和组织之间共享、协同,改变了传统的资源分配规则和权力分布格局。第三,信息交流在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传统媒体与自媒体之间双向互动、彼此渗透、相互影响。第四,信息流通即时反馈,平等对话。

  传统政治传播时代,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十分有限,其目标主要以宣传、动员为主,在话语体系、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往往居高临下、自说自话,很少考虑受众的感受和诉求。这种过于自我的风格,直接造成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与冲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受众开始拥有多样化的信息平台和全方位的沟通渠道,新兴媒体也纷纷倡导平等、匿名、开放、对话的传播理念,再加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可视化与交互传播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都使当代政治传播的即时反馈、在线互动、实时参与成为可能。当然,这种对话式交流,交互性沟通,必然要求信息公开透明,语言简洁大方,表达通俗易懂,要从“阳春白雪”降为“下里巴人”,从“趾高气扬”变成“低眉顺耳”,从“晓之以理”转为“动之以情”。叙事方式必须生活化、草根化、网络化,变呆板严肃为生动活泼,变抽象思辨为具体例证。

  (四)时效性

  传统媒体在信息的传达、传递、传播方面,一直在竭尽全力改进。一份报纸哪怕能提高编辑、印刷和发行任何一个环节的速度,那就意味着抢占先机,赢得市场。因为这些环节都要遵循复杂的流程和严格的程序,费时费力,而且成本很高。对于传统的广播和电视来说,要想实现实时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随着现代信息的升级与网络技术尤其是移动网络的推广,即时发布信息、实时报道新闻早成家常便饭,甚至一台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再加上移动网格就能轻松搞定。借助这些条件,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不再失真,不再衰减。现代人开始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质量、更全的角度、更低的成本了解大千世界的新现象、新变化,及时解决新问题、新矛盾。

  (五)不确定性

  当代政治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同时又身处一个更大的非线性的网络系统之中。它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是决定性和随机性的统一,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为其基础特征与发展趋势。

  网络是政治传播的渠道和空间,信息是政治传播的内容和实质。网络本身具有碎片化和个性化的双重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源自政治传播主体、政治传播内容和政治传播通道的多元化,政治传播风格和策略的极端化以及政治传播方式的时效性。这些因素的累加使政治传播的过程、效果难以预测,难以评估,最终就导致了不确实性的产生。重立场轻事实,重观点轻真相,感性替代理性,这种非常态框架下的政治传播往往让人摸不清头绪,更看不清方向。2016年美国大选中对特朗普竞选前景的预测中,传统媒体集体性预判失误本身就是当代政治传播不确定性的最好例证。

  时代规定政治,政治统摄传播,传播映射时代。百年大变局给全球政治带来了深度的变革和全新的议题,这些变化又深刻影响甚至规定了政治传播的内容、形式、路径与风格。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唯有适应变革,主动谋局,积极筹划,方能在故局中寻找破局之法,在乱局中谋求解局之道,在变局中构建新局之路。中国领导人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再次指出,“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比以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更复杂,更艰难,更具挑战性。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既要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理想目标,又要避开既定规则、传统格局和老牌大国的压制和束缚,更要及时应对各个领域的最新发展与变化。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共同型构的数字化传媒时代,准确判断未来政治传播的新动向和新趋势,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之义。面对这个任务,新时代的中国人任重而道远。

  作者:庞金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国政治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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