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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心树:螺旋恶化的中港矛盾

作者:赵心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7年06月17日

本站发布:2017年07月08日

点击率:3942次


  2017年3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1,194名委员无记名投票选举第五届特首 。辞任政务司长林郑月娥(Carrie Lam Cheng Yuet-ngor)获得777票(66.81%),击败辞任财政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 Chun-wah,365票, 31.38%)和前法官胡国兴(Woo Kwok-hing,21票, 1.81%), 也超过了当选所需的601票。3月31日,国务院正式任命林郑月娥为特首,将于2017年7月1日就职。

  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实现了推送林郑和彰显权威这两个短期目标。林郑所得的777票更超过了五年前梁振英所得的689票,被视为北京大胜、权威看涨的又一标志。问题是,香港政治的中长期预期如何?

  1.前景一:中央政府硬化

  从中长期展望,中央政府有理由感到担忧。

  首先,立法会中非建制席位增加,港独力量崛起。2016年立法会选举,主张港独的本土派高调进入立法会,非建制派席位总数(29席)和选民票总数双双上升,建制派席位和选民票比例双双下降(从2012年的43席、选民票42.66%下降到2016年的40席,选民票40.17%)。

  其次,特首选举委员会中非建制席位勐增。2016年选委会选举,媒体报道非建制派获得325席, 占全部1194席中的27.22%, 比2011年的205席增长达36.92% 。但据资深媒体人透露,「325」是泛民隐藏实力故意低估的数字,非建制选委的实际数字约为370名。这个数字与曾俊华(365)、胡国兴(21)得票总数相距不远,可见所言不虚。

  从中青年的情绪观念及非建制党派的策略选择预测,非建制派的席位还可能增长,有可能在下届选委会中以少数席位而拥有实际「造王权」,并在两、三届后在选委会席位过半。

  第三,北京对建制联盟的控制力下降。佔领运动以后北京力争梁振英连任,其决心和力度远超当年保董建华的力度。但是,在联合了富商、中产、泛民和建制派人物的反梁联盟的强大压力下,北京不得不忍痛割爱,退而选择林郑。林郑在选委会无记名投票中得票超过五年前梁振英的得票,可视为富商和「唐(英年)营」对北京「弃粱」的回报。

  第四,北京对建制管治团队的控制力下降。2016年12月15日,前保安局局长、属于建制派的自由党领导人、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宣佈参选特首;2017年1月19日,梁政府财政司长曾俊华宣佈参选。北京的态度令人瞩目。2012年同属建制团队的唐英年、梁振英相争;北京内定唐正选,梁「陪跑」,并祝「君子之争」。但竞选几乎一开始就是抹黑恶斗。「反唐联盟」先利用唐的婚外情攻击唐,再製造浸大传理调查事件,最终成功炒作地库僭建争议,迫使北京弃唐撑梁,为梁政府以后五年的施政艰难埋下祸根。(Zhao, 2014a)   到2016年,北京再不愿重蹈建制候选人相争的覆辙。曾俊华、叶刘淑仪的参选,是不听劝阻、拒绝招呼的举动,显示中央政府对管治团队的影响力下降。

  第五, 香港中青年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观感继续转差,对本土、分离、港独主张的同情继续上升。这第五条,是以上四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面对这些发展,中央有理由认为其两大中长期目标,即维护管治权力和捍卫主权权威,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威胁。这两大目标相互关联但有所区别。管制权力偏重于实际控制,而主权权威偏重于「权力面子」 。在「核心利益」甚至「主权安全」受威胁的感受中,要求更强硬应对「敌对势力」的压力上升。

  2.前景二:反对党派硬化

  自九七回归以来,香港政坛一直是建制党派与泛民党派的两分天下。2016年立法会选举,本土派候选人首次进入立法会并赢得70席中的六席。本土党派既敌视建制党派的亲中亲共,也鄙视泛民党派的相对温和。这一力量登堂入室进入立法会,可能使香港政坛变二为三。鉴于泛民与本土党派都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基本取态都是不合作或杯葛,本文用「非建制」或「反对党派」统称泛民与本土党派。

  与上一届相比,本届立法会中本土党派增加六席,传统泛民和建制党派各减三席,可见1)相对对于建制派,反对党派的影响上升2)反对党派中,本土港独的影响上升。

  九七回归前,在中英矛盾和国共相争的背景下,反共思潮始终是香港政治光谱中十分抢眼的一道。八九六四之后,强烈的恐共情绪曾长期瀰漫于香港;反共与恐共合流,是反对党派的重要思想和民意基础。反对党派(包括新起的本土)的意识形态可以简述为以下三段论:

  自由、民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也是本党本派的根本追求。

  中共领导的中央政府是自由民主的威胁和敌人。

  反对中央政府及其帮办特区政府,就是保自由、争民主。

  按民主或走向民主的制度设计,所谓「反对派」,也是建制的核心部分,就好比体育比赛中的挑战者,本是竞赛制度的关键部分。但在黑白两分的敌我思维笼罩下,香港的反对党派并不把自己看做「建制」的一部分,而以体制外心态在体制内对抗杯葛。

  当然,对抗中也偶有合作妥协。例如,2010年, 中联办代表中央政府与民主党谈判成功,导致「中央得面子、泛民得里子」的2012政改,使得香港立法会的席位从功能界别和分区民选各30席改为功能界别实际30席,分区民选实际40席。

  虽然为泛民权益和香港民主带来了实利,民主党却因谈判妥协而遭到友党和泛民舆论的围攻杯葛和泛民选票的惩罚。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作为泛民最大党的民主党的选民票从上届的20.63%勐降至13.65%,降幅高达33.83%;立法会席位从8席降至6席。而反对谈判的公民党的得票率从上届的13.66%上升至14.08%,席位从5席增加为6席。这两升两降,让泛民政党接受了「反中者昌,合作者亡,强硬者昌,温和者亡」的规律,使得整个泛民阵营继续螺旋转硬。转硬的表现有--

  2014年9月至12月,据估计先后有120万人参加的「雨伞」抗议,

  2015年6月18日,不完美但有很大进步的「八三一」框架下的政改方桉遭到泛民议员捆绑投票否决。

  2016年立法会选举,本土力量崛起。

  2016年特首选委会选举,反对力量突长。

  自2014佔领运动之后,北京一直试图推动梁振英连任,但遇到极大阻力。最终,北京在2016年底做出决断,认为推梁风险太高,转而支持林郑。

  反对党派的应对像机器一样容易预测;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心态下,他们条件反射地杯葛林郑;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心态下,他们积极支持曾俊华。回想2011底-、2012年初,泛民党派和舆论打击北京支持的唐英年、支持挑战唐的梁振英,两套人马,一种应对,如出一辙。

  但也有一个重要的不同。2012年,北京决定弃唐推梁后,泛民200多选委票中约三分之一投给了泛民候选人何俊仁(76票),三分之二投了抗议票(白票、缺席及废票共约140票) 。2017年反对党派选票中的绝大多数投给了一个建制候选人(曾俊华),是破天荒第一次。

  这个第一次可以有两种解读。较简单和对抗的解读,是反对派坚持Anyone But the Chosen (新ABC,谁都行,就是北京挑选的不行) ,支持曾俊华是手段,挑战北京是目的。而较温良(有人会说是天真)的解读,是反对派意识到了否决政改方桉的失策,从而在2017背离黑白敌我思维,通过支持建制阵营中的一人而参与挑选特首,是愿意妥协,参与管治。事实上,反对派选委也不是铁板一块,群体内可能两种思维兼而有之,有人有时多些参与,他人他时多点对抗。北京的解读和应对,会影响对方下一步的思维和选择。

  正如预见,北京的解读是第一种,认为反对派对抗;据此,全力推送内定候选人林郑,以对抗反击对抗,似乎顺理成章。而反对党派及支持民众将以更强硬对抗反击对抗,同样顺理成章。

  3.选择螺旋与回音效应

  香港政治捲入了几个庞大的选择螺旋,中港两地成千上万各色人等被捲入其中,自觉不自觉地推波助澜。

  根据转播学理论,人们对信息的四个R行为,即发佈(release) 、接收(reception)、转发(relay)和反应(reaction), 构成信息传通的最基本单位,即「轮」(round)。对信息的转发或反应相当于再次发佈,有可能被再次接受、转发或反应,构成信息传递的又一轮或多轮。这种重複构成第五个R行为,即环生(recycle)。图1展示了五种R行为之间的相互关係。

  {图1插入这裡}

  这五种行为都具选择性,即选择发佈、选择接收、选择转发、选择反应、选择环生。这些选择往往有同样的倾向:人们倾向发佈、接受和转发自己讚成、同意或欣赏的意见或信息,反应者的反应倾向于符合自己的观念和利益,这一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地环生重複,以致无穷,形成「选择螺旋」(Ng et al., 2016; Zhao, 2009, 2012; Zhao & Fung, 2014; Zhao et al., 2016)。

  螺旋的结果,不是每一轮效果的简单重複,甚至不是简单相加,而是藉着「多数幻象」(majority illusion, Lerman, Yan, & Wu, 2016) 、「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 Leibenstein, 1950; Nadeau, Cloutier, & Guay, 1993; Simon, 1954)以及「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  Jamieson & Cappella, 2008),而固化、强化、放大、甚至爆照性地扩张本可能是微弱短暂的倾向。

  选择螺旋在香港政治中有两个基本表现:

  儘管中央政府自九七回归后力图对香港社会表现极大善意,对反对派党派和各种力量表现极大克制,但反对派党派和年轻一代对中央政府和「中国」概念的疏离和敌意却愈演愈烈。以上提到的2010-2012政改中民主党的遭遇和嬗变,就是反对群体内部螺旋转硬之一例。

  儘管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得到宪法和基本法的保障,得到国际条约和各国政府的承认,儘管中央政府的管治权力和权威得到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的支撑,但中央治港团队对政权和主权安全的担忧却步步增强,对港强硬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中央治港机制内部,关于港澳问题的研究和政策主张主要以内参和内部报告的形式单向上报,而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可以相互辩诘、相互竞争的「意见市场」。这种金字塔式的传通机制鼓励安全警报和强硬防卫,即,关于港独和外国干涉的安全警报和强硬主张更容易得到领导重视和批示;在内地大学和智库的奖励制度中,领导重视和批示是研究成果的最好证明;研究者对领导批示的渴求鼓励更多安全警报和强硬主张,强化决策者的担忧和紧张;如此以往,不断重複,而形成扩音器和回音室效应,导致敌意的螺旋---声音被扩音器放大,被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反弹,再次放大,再次反弹,如此往复;话筒对喇叭的声音往复形成啸叫,使听者发狂。类似地,陷入传播螺旋中的人们所听到的,其实是被无限放大的自己的声音,却被误认为是成千上万其他个人的独立意见,因此而坚定自己的信心,强化自己的观点,激化自己的情绪,强化激化以后的观点情绪又会强化激化他人的观点情绪,如此往复,无限扩大。

  4.哑铃螺旋与敌对螺旋

  大到国家种族,小到社区家庭,群体内的沟通互动总是多于群体间的沟通互动。香港的反对派群体与中央及建制群体之间也是如此,

  由此形成哑铃形螺旋。如图2所示,较複杂的群内螺旋形同哑铃的两个鉄球,而较简单的群际螺旋形同中间的手柄。

  {图2约在此处}

  冲突中的两个群体,就好比冲突中的两个人,倾向高估对方的敌意和威胁,导致过度防范和过度护卫;一方的防卫被对方视为侵犯,导致更高敌意和更强防卫;如此往复,形成高估敌意和过度防卫的螺旋。由于群内螺旋的强化效应,群际的敌对螺旋通常比人际的敌对螺旋涉及更广、程度更强。

  中港关係中充斥这样的事例。2013、2014年,香港反对力量大张旗鼓组织佔领行动,刺激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提议在港试行《国家安全法》。2014年9月底佔领行动爆发,港大学生会刊物《学苑》发文主张港独并出版《香港民族论》,招致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高调抨击。此后本土党派进入立法会,有当选者更改就职誓词,拒绝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侮辱华人。受此刺激,人大常委会介入释法。此后,两名当选议员被剥夺议员资格,京港两地的建制人士重提二十三条立法,或主张绕过二十三条,通过人大释法在港实施《国安法》。  反对党派和支持者的回应,是把更多反对派候选人送入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使反对派席位比2011年勐增36.92%。

  螺旋还将继续,敌意还将强化,除非螺旋中的主要群体主动抽身,停止惯性行为。好比乾柴、氧气、燃烧和高温构成的螺旋,它不会自己停止,除非有人特意釜底抽薪或扬汤灭火,螺旋必将继续,直到乾柴烧尽。又好比水汽和冷热温差造成的颱风,它不会自己停止,除非遇上大面积降温或陆地山岳阻断旋风和水汽供应。

  其实,中港之间本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首先,中港经济互补,内地给香港提供了生存必须的能源、澹水、食品、市场,而香港继续为内地提供管理技术、金融市场和对外窗口。

  其次,内地和中央政府对香港从来就没有经济上的索求,相反以强大的经济、财政和军事实力为香港提供了安全保障。

  第三,中央对香港的最大担忧,即颠覆中央政权以及香港独立或分离,从来就不是现实的选择,不可能构成实际的威胁。

  第四,反对派民众对中央的最大担忧,也就是中央全面接管香港,实现一国一制,并非中央政府的本意,在中英谈判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也始终不是中央战略策略的目标。

  第五,反对党派及其选民的四大目标,即维护自由经济、法治社会和言论自由,实现民主政治,与中央政府的治港目标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央政府在2010年批准政改妥协方桉,在2014年推出八三一框架,允许香港居民一人一票从提名委员会认可的两三人中选特首;这些都说明,阻挠香港民主不是中央政府的目标。中央政府对香港民主进程和言论自由的疑虑,主要是因为担心政权安全和主权安全。

  这就是说,中港之间的绝大部分矛盾冲突,不是原生或根本的,而是过程延生的 ,是几十年的敌对螺旋,製造、放大、吹涨了本来可以避免、可以管控、可以缩小的矛盾。这就好比两个本无根本利益矛盾的人因猜忌误解而吵架,「话赶话」赶出许多敌意甚至仇恨。捲入螺旋的每一方,都应停一停,退一步,想一想,如何停止这损人损己、无人受益的螺旋冲突。

  5.请中央政府正位

  中港矛盾是螺旋延生的「过程矛盾」,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和阶层固化,才是「实在矛盾」。这个「不平」,包括了经济的不平等和政治的不平等,两者互为因果。但舆论与民意的螺旋放大了中港矛盾,媒体有意无意忽略澹化平复差距和社会不平,使得温饱无虞、上升无望的年青人,把愤怒的矛头指向北京。

  香港现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架构难以内生更多平等。香港的矛盾需要外力的调节,而中央政府作为香港之外、之上的力量,有能力也有有责任担当这个重任。可惜的是,中央政府最关心的是政权安全、政府权威、政治控制,而不能深切感知理解也不甚关心香港中青年的两大诉求,即经济平等和政治参与。在香港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是头等大事,而中央政府忽略或轻视这个头等大事,是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中央政府形象不佳的根本原因。

  建议中央政府凝聚自信,克制关于安全或权威的过度担忧,回应香港最大多数民众的最主要诉求,把治港主要目标确立为促进政治经济的平等,使自己对香港民众有用,对社会进步有用, 这才是摆脱敌对螺旋的根本之道,也是维护自己的执政资格、实质权威和长久安全的根本之道。

  6.请泛民党派就位

  谚云「一个碗不响,两个碗叮噹」,说明敌对螺旋的责任来自多方。我们批评中央政府过度担忧安全、权威和控制,但也不能忘了,是反对派逢中必反,以中央和港府为敌的基本取态,促成了中央政府的过度防卫,而「本土」包装下的港独喧嚣,更将严重刺激北京,贻害各方。

  自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戴卓尔,柴契尔)访华谈判香港地位开始,香港和世界对九七后的中央治港政策有许多不同的预测;九七年以来,中央对港政策,经济上无大私,政治上无大恶;其总体温良,可能超过了九七前最乐观的期盼。即便碰到中央认定的大是大非大争议,北京也多次显示忍耐、妥协、退让的意愿和能力;例如二十三条立法,忍耐十多年至今没有强行立法;例如国民教育,面对反对及时刹车;再如雨伞抗议,各界普遍担忧演变成香港的六四,导致大规模流血,但北京硬是忍了80天,一直忍到香港多数民意反对佔领,才由香港警方有计划、有组织、非暴力、无伤亡清场。列举这些事实,不是说中央政府伟大、光荣、正确,而是说中央政府是值得与之斗争、博弈、辩论、竞争、谈判、妥协、交易、合作的对手。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国际机构都这样看待中国政府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可惜,捲入敌意螺旋的香港反对党派,把中央政府视为不可接触更不可妥协,而应予全力反对的敌手。

  传统反对党派自称「泛民主派」;新起的本土党派也无一例外地高举「民主」大旗。但这些党派先将「民主」等同于「反中」,再用「反中」取代「民主」。

  2015年6月立法会关于政改提桉的表决,展示了反对党派的这种心态。虽然北京支持的提桉规定由提名委员会删选候选人,但也规定由香港居民一人一票从二至三名候选人中挑选一人为特首。否决提桉,就有可能长期或无限期维持现状,也就是由建制派占多数的一千二百名选委选举特首。利弊权衡,通过政改就是促进民主,虽然进步幅度不如许多人盼望的那麽大,而否决政改就是阻滞民主 (Zhao, 2014b, 2015)。

  虽然反对派开动宣传机器把八三一框架及其指导下的政改提桉包装为「假普选」,但还是有许多港人未受误导。2015年4月和5月间,各种机构举行了不少于二十六次关于政改的民调,几乎每一次都显示,支持通过政改的民众超过了要求否决的民众,最多时超过约10个百分点。中央治港官员和香港建制人士也积极运作促请通过政改;例如,投票前夜,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公开、高调否认「袋住先等于袋一世」,也就是承诺,如果通过提桉,新制度实施后还可改进。但是,无论是香港的民意还是北京的努力,都不能稍稍软化反对党派的铁石心肠。6月18日表决,立法会二十八名反对党议员捆绑投票,投下二十八张反对票。

  「民主」党派坚决反对较民主的、更多民众支持的提桉,全力捍卫不民主的、较少民众支持的现状,乃世界民主史上奇观!原因无他,中央政府是敌人,凡是敌人拥护的,「泛民」就要反对,为了对「敌人」,民主党派「义无反顾」地枪毙了民主,事后更面对电视镜弹冠相庆,自贺胜利――他们被敌我冲昏了头脑,把民主丢到了九霄云外。

  如果说,中央政府谋权威谋控制而忽视政经平等,是在其位不谋其政,那麽,反对党派拉民主大旗而行反中之实,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组织化的慢性欺诈。反对人士绝非愚钝之辈,亦非奸诈之徒,恰恰相反,泛民政客多饱学之士,更有正直之人。是经年累月、无时不刻的敌对螺旋,使他们身陷恶圈而不能自已、不能自觉、不能自拔。

  要克服敌意螺旋造成的僵局,不仅中央政府需要正位,民主党派也需要就位。中央政府须行中央政府应行之事,也就是促成香港政治和经济的更多平等,通过更好服务香港而挣得当政资格、巩固主权安全。同样,民主党派须行民主党派应行之事,也就是以香港政治和经济的平等为唯一宗旨,放弃逢中必反的政治表演,而通过抗争、谈判、妥协、交易、合作的组合运作来求得香港民主和经济平等的切实进步。

  7. 请富商巨贾补位

  敌意螺旋的直接后果,是政改止步,香港中下层民众继续被排除在政治和经济决策过程之外,无力影响政府政策,使香港严重的贫富差距得以维持甚至加剧。

  富商得利,却无辜;商家逐利,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就好比鹬蚌相争,渔翁抓鹬捉蚌,也无辜,他只做了游戏规则允许甚至鼓励的应做之事。

  但是,财经实力带来政治影响,隐含社会责任。在政府建制与反对党派陷入敌意螺旋,双双缺位之时,作为香港一大政治力量的商界,会不会愿意补位?鹬蚌不该斗而斗,渔夫能否可取而不取?(记住:被取者,主要是第四者即民众的利益)。我不抱希望,就像我对「中央政府正位」或「泛民党派就位」同样不抱希望。权作问,等历史答!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为方便读者阅读,文章注释没有发表;需要原文的读者请与本站编辑部联系,邮箱地址是yangguangzazhi@gmail.com)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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