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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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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财经:解码刘鹤

作者:佚名

来源:新天地财经

来源日期:2018年03月21日

本站发布:2018年03月21日

点击率:1938次


    昨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九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栗战书主持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提出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提请大会决定任命。主席团会议经表决决定,将李克强提名的上述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提请各代表团酝酿。


   刘鹤当选副总理。

   

      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自2013年刘鹤被擢升为中财办主任后,他在经济决策中所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他对我非常重要”


  2013年3月,61岁的刘鹤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在这之前,除了他所供职的机构和经济学术界,外界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当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据《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多尼隆本来没有计划与刘鹤会谈,但他随即调整了日程,安排随行人员当晚就在人民大会堂与刘鹤举行了会面。因为他被告知,作为中国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刘鹤勾勒的经济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这个细节被披露后,如今已广为流传。不过,事实上在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之前,刘鹤作为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经开始凸显。


  2011年3月,刘鹤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在出任这两项新职的同时,他仍继续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国研中心是国务院宏观财经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门,中财办则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一人同时在这两大智囊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之前尚无先例。


  这次调整也使得刘鹤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一年后,刘鹤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不久,他就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与时任中财办主任朱之鑫一起,陪同习近平到广东视察。这次视察是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


  从那以后,习近平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这也使得早先“他对习近平非常重要”的说法得到印证。


  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对关心中国政局的人来说,刘鹤的名字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媒体为抢先披露会议即将公布的改革方案,四处打探他的消息,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一方案的主要操盘手,称他是“经济新蓝图的起草者”。


  《华尔街日报》在会议前几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报道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的话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并“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拼凑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彼时已身居要职的刘鹤谨言慎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刘鹤的低调不但没有冷却记者追逐他的热情,反而激起了媒体更大的好奇心。不久,一份报告又将他推到了更高的潮头浪尖。


  2013年10月27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周——刘鹤所在的国研中心对外发布了该机构为全会撰写的改革方案总报告。在这份简称为“383”方案的报告中,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这份公开发布的报告还显示,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


  由于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又恰逢会议召开前夕,使得它很快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刘鹤本人也因为“担纲领衔”成为焦点的中心,一些记者甚至将对全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他个人经历和经济观的探究。

善于内外合力


  刘鹤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他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刘鹤认为应归功于在充分反思“文革”教训、形成共识后,坚持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坚持推行对外开放。他深信,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不竭源泉。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断言,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和中国的城市化。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1998年6月,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刘鹤做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他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旨在为国家经济政策献策献力的智囊团体,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易纲、林毅夫、周小川、楼继伟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


  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希望汇集国内经济学界的同道力量,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他曾回忆说,“记得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


  2003年5月,北京非典疫情肆虐,公众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唯恐躲避不及。而就在当月,这些经济学者仍聚在一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的一条游船上,讨论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智库,成为服务于经济改革的一支活跃力量。论坛中有五位成员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两位当选候补委员,很多经济改革方案的出台都与它有密切的关联。


  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动者,刘鹤也是一位务实的行动者。他思想开放,处事务实圆融。


  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就中国未来二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等。


  报告建议,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建议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图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


  由于阻力过大,这项提议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刘鹤的回应是不正面对抗,而是采取另一个策略:倒逼机制。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加速国企的转型。


  朱槠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当时,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企被迫关闭。


  刘鹤显然是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他曾表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经济学的训练


  刘鹤对渐进式改革表现出的耐心,很可能得益于他长期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了解。


  1988年,36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计委的十年中,他先后在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工作,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制定政策,并且推行全国。


  事实上,在调入国家计委前,他已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了。1978年7月,在经历了一年下乡插队、三年军旅生涯和四年工厂劳动后,刘鹤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重新拾起了书本。在人大,他先后获得了工业经济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


  在大学期间,刘鹤曾和几个同学一起,为北京市西城区撰写了几份重建西单老商业区的研究报告。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报告不仅调查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情况,还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已有的商业经营情况,给出了商场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分析,“让区里的领导大开了眼界”。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开始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筹备和制定。这使得他有机会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而这种视野在1992年随着他的出国求学,又变得更加广阔。


  出国后,刘鹤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训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刘鹤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这是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项目,迄今已举办了50多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而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如罗伯特·劳伦斯、罗杰·波特等。


  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历,对刘鹤影响颇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了对比,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将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


  这篇名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上,广受学界好评,尤其是文章提出的三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刘鹤也凭借此文获得了201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对于身居高位的刘鹤获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解释道,这个奖项评选的是作品,而不是个人,评委会不受参选人身份的影响,只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


  “我们认为,文章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张卓元说。


  从这篇论文中,不难看出刘鹤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曾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未来。他乐观地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今年2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刘鹤全程聆听与会者发言,但没有参与讨论、发言。对于媒体的穷追不舍,这位“中国的萨默斯(美国总统奥巴马前首席经济顾问)”惜字如金。


  不过,当有记者问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时,他回答说:“中国经济转型必然成功。”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为题发表致辞。全文如下: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

(2018年1月24日)

尊敬的施瓦布主席,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施瓦布先生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本次达沃斯论坛。去年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著名演讲,坚决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一年来,中国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施瓦布主席希望我借这个机会介绍中共十九大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我做一简要回应。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透明度很高的施政纲领,里面提的每件事都是向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都必须要做到。而做到这些事,将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未来政策,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这份报告。


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上述目标而制定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


“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正处于从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向1万美元、进而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就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这是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将为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这些不仅为中国,而且为全球企业创造着新机会。当然,实际关联的产业远远不止这些,因为这是整个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事实上,转变已经发生。中国经济内需稳步扩大,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比5年前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比5年前提高了5个多百分点。过去5年,又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市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五年前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同时,能耗强度已经下降23.9%。


“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6年以来,中国已减少钢铁产能超过1.15亿吨,取缔1.4亿吨“地条钢”产能,减少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我们通过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带动了部分领域的价格回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16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拐点,这件事已经产生全球的正面外溢效应。这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三大攻坚战”,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按照“木桶原理”,“三大攻坚战”就是补齐我们发展中的三个最突出的短板,从而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是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争取在未来3年左右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经济体系良性循环水平上升。我们对打赢这场战役充满信心,思路也非常明确。从战略上看,我们要坚持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从战术上看,我们要抓住突出矛盾,解决重点问题。我们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向好态势,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未来发展有巨大的潜能,既包括城市化的潜能,也包括改造传统产业和创新发展的潜能等;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全,储蓄率较高。我们已经开始妥善处置一系列风险因素,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这是个好迹象。另外,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这对我们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金融风险的形成有特定的国际背景,其应对也与外部市场变化密切相关,化解金融风险是稳定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国际社会的参与和合作。


二是继续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过去五年,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打响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约1亿人减少到3000万左右。未来三年,我们的任务是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年,我们将减少1000万绝对贫困人口,其中包括实现易地搬迁减贫的280万人。我们认为,这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国人权观的具体体现,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三是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调整。未来三年,我们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事实上,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在采取具体行动信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落实好《巴黎协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这件事做下去,也希望和国际社会全面加强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


毫无疑问,为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加快改革开放。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我们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与各国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相信这个4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一带一路”建设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我们要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的总体态势。


女士们、先生们!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这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当前,世界经济回暖上行,主要经济体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首次实现同步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走出低谷,世界经济有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当然,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近期我们要高度关注大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场变化,中期要关注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和大国储蓄率的变化。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解决,还面临债务高企、资产泡沫、保护主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升级等多重风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要想应对这些挑战,巩固发展势头,推动世界经济从周期性复苏走向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面前,慎重、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十分关键。面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双刃剑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我们应当跳出局限性,加强战略思维,增进相互谅解、包容、信任,更加理性务实地进行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繁荣的彼岸。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变化,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在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


感谢诸位的倾听,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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